社科網首頁|論壇|人文社區|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當前位置:首頁 > 智庫動態
新自由主義的死亡和西方政治危機
點擊量:0時間:2019-01-07 11:17:58作者:馬丁?雅克(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教授)

2007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機是自1931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但是它的直接影響卻出乎意料的溫和。這場危機挑戰了長期以來占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基石,但后者幾乎毫發無傷地擺脫了困境。銀行獲得了救助,在大西洋兩岸的歐美國家,幾乎沒有銀行家被起訴,而他們造成的損失不出意料地落到了納稅人身上。隨后,這些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經濟政策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貨幣政策,特別是量化寬松政策,這些政策已經宣告失敗。西方經濟陷入停滯,幾乎是“失去的十年”,而前方出路仍然遙不可期。 

特朗普希望回到20世紀50年代新自由主義發展之前的美國     圖源:H.Armstrong Roberts/Getty Images

經過近九年的時間,我們終于開始品嘗到金融危機的政治惡果。新自由主義未能通過現實世界的考驗,導致了七十年來最糟糕的經濟災難,但無論政治上還是思想上它仍然是舞臺上的唯一主角。為何新自由主義可以毫發無損地生存下來?無論是左翼、右翼還是中間派都接受它的思想哲學,英國新工黨便是典型案例。政客們除了新自由主義,就沒有其他的思維或處事方式:正如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說,它(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某種常識。新自由主義曾獨霸一方,但這個霸權未能經受住現實世界的考驗,已經無法繼續生存。 

在眾多的政治后果中,第一個現象是公眾對銀行、銀行家和商界領袖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轉變。幾十年來,這些商政精英被認為“不會犯錯”:他們被譽為時代的楷模;被默認是能解決教育、醫療和幾乎所有問題的人。然而現在他們的光芒在迅速黯淡,政治影響力也大不如前。金融危機削弱了公眾對執政精英能力的信任。這標志著一場更廣泛的政治危機已經開始。 

導致大西洋兩岸這場政治危機的原因,遠較單純的金融危機和過去十年間事實上流產的經濟復蘇計劃來得深刻。而深究這一問題,需得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義的核心,里根和撒切爾的政治崛起,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商品、服務、資本的全球自由市場。英國于1986年、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先后廢除了大蕭條時代確立的銀行監管體制,從而為2008年的危機創造了條件。平等觀念遭到蔑視,“涓滴經濟學”受到稱贊,政府被批評束縛了市場,因而縮減規模。移民受到鼓勵,監管制度被減少到最低限度。稅收削減,企業逃稅也被刻意忽視。 

應該指出的是,按歷史標準衡量,新自由主義的表現并不突出。戰后西方經濟增長最活躍的時期是從二戰結束一直到70年代早期,那是福利資本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時代。當時的增長率是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兩倍。

  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迎來自由主義時代,拍攝于1984年     圖源:Bettmann Archive

但迄今為止,新自由主義時期最具災難性的特征是不平等現象的急速增長。直到不久前,這個問題才開始得到重視。在極短的時間內,不平等問題已經成為大西洋兩岸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至少是在美國。它以無與倫比的力量促生社會不滿,席卷西方政治。在統計數據面前,人們困惑而震驚:這個問題竟被忽略了如此之久;唯一的解釋,只能是新自由主義及其價值觀處于霸權地位。

但如今,現實擊碎了新自由主義的虛幻外殼。在19481972年間,各階層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都經歷了相似且大幅度的提高;而在19722013年間,收入最少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下降,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財富增速卻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得多。在美國,全職男性工人實際收入的中位數比四十年前還低,收入較低的90%人口的收入增長停滯超過30年。

英國的情況也基本類似。自金融危機以來,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了。平均而言,從20052014年,25個高收入經濟體中,65-70%的家庭實際收入都陷入停滯甚至下降。 

原因不難解釋。這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全面而系統地朝資本而非勞動力傾斜——國際貿易協議基本都是秘密簽訂的,只有企業參與其中,而工會和公民被排除在談判之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就是最近的例子;工會受到政治和法律的雙重攻擊;美國與歐洲鼓勵大規模移民,這削弱了國內勞動力的議價能力;對失業人員也沒有實質性的再就業培訓。 

如托馬斯·皮克迪(《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向我們揭示的,在缺乏(反補貼壓力)約束的情況下,資本主義自然傾向于增加不平等。從194570年代末,冷戰競爭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最大的約束。但自蘇聯解體以后,就再也不存在這樣的約束了。然而隨著民眾的反對日漸增長,無可遏制,這種“贏家通吃”(winner-takes-all)的制度在政治上已變得不可持續。

如今,英美兩國都有大批人開始反抗被分配到自己頭上的命運。美國人對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熱情支持,以及英國脫歐公投獲得成功,都明確體現了這一趨勢。這種普遍的抗爭被描述為民粹主義。就像福山最近發表在《外交事務》上的文章中描述到,“‘民粹主義’是政治精英給他們不喜歡的、但普通民眾支持的政策貼上的標簽?!泵翊庵髁x是改變現狀的運動。它代表了新事物的開始,然而民粹主義反對性遠大于建設性。民粹主義可以是進步的,也可以是保守的,但通常情況下它兼而有之。

英國脫歐就是民粹主義的典型例子。它顛覆了英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政策傳統。這表面關乎歐洲,實際上牽涉諸多:許多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生活水平就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在無法控制的大規模移民潮中,他們就業受到臨時工威脅,崗位越來越不安全,感到慌亂、被時代拋棄,他們因此開始大聲疾呼、強烈抗議。他們的抗爭震驚了執政精英,一位首相(暗指卡梅倫)已經因此辭職,接任者還在一籌莫展地摸索應對之策。

英國脫歐標志著工人階級的抗爭     圖源:MarkThomas/Alamy

民粹主義的浪潮標志著在政治活動中階級重返政治核心,無論是在英國還是美國都是如此。這種現象在美國尤其具有標志意義。幾十年以來,“工人階級”在美國政治話語中一直處于邊緣地位。大多數美國人將其自身定義為中產階級,這是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在2000年僅有33%的美國人將其自身定義為工人階級,到了2015年數字飆升到48%,幾乎覆蓋美國一半人口。

英國脫歐,也是工人階級反抗的體現。迄今為止,階級在歐美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消退,讓位于性別、種族、性取向、環境等有關問題。階級有其強大的影響力,故而階級的回歸有潛力去重塑政治格局。

階級的再度出現不能簡單等同于勞工運動。二者定義不同:這點在美國體現得尤為明顯,在英國也日漸尤甚。事實上,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英國的階級和勞工運動之間的差別日趨顯著。在英國,工人階級作為一種政治聲音再度出現,在英國脫歐過程中表現最為明顯,它被看作是憤恨和抗議的早期表達,只有極弱的屬于勞工運動的意義。

事實上,在形成對移民、歐洲問題的現實立場方面,英國獨立黨與工黨同等重要。在美國,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提及工人階級反抗,后者提的不比前者少。工人階級不屬于任何人:與左翼人士慣性的認知不同,工人階級的政治傾向是個變量,不可預先設定。

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正從兩個方面被削弱。一方面,如果說過去經濟增長表現不夠強勁,如今卻更加低迷。歐洲經濟增長幾乎與2007年金融危機前夕持平;美國雖然表現更好,但其增長也非常疲軟。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預測未來經濟很可能陷入長期停滯。

更糟糕的是,經濟恢復疲軟且脆弱,人們普遍相信另一場金融危機將會卷土重來。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時代將西方帶入了上世紀30年代那種危機深重的世界。在此背景之下,不足為奇的是,大部分西方人認為他們的孩子會比他們生活水平更糟。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失利落后的人們不會默認他們的命運,他們會更加公開地反抗。我們正在見證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終結。它還沒有死亡,但卻處于瀕臨消亡的早期,就像20世紀7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那樣。

知識分子越來越反對新自由主義,這是其影響力減小的顯著信號。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經濟討論的焦點被貨幣主義者和自由市場論者把持。西方金融危機以來,專家學者爭論的重心發生了深刻改變。這點在美國體現最為明顯,例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保羅·克魯格曼, 丹尼·羅德里克和杰夫瑞·薩克斯等經濟學家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托馬斯·皮克迪的《21世紀資本論》成為了暢銷書。他的作品,以及托尼·阿特金森和安格斯·迪頓的作品將不平等問題推上了政治議程的首位。在英國,張夏準,這位在經濟學領域被長期孤立的教授,與那些認為經濟學只是數學分支的人相比,擁有了更多的支持者。

沒人預見到科爾賓的勝出,拍攝于北倫敦的集會    圖源:Daniel Leal-Olivas/AFP/GettyImages

與此同時,那些先前竭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人,例如拉里·薩默斯和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如今都極力批評新自由主義。如今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風聲愈吹愈烈,新自由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節節敗退。在英國,媒體和政治世界的反應落后于時勢的變化。只有極少數人意識到我們正處于一個時代的末期。陳舊的態度和假設依舊占據主導地位,無論是在BBC的“今日”欄目上,還是在右翼媒體或者工黨議會都是如此。

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辭職之后,幾乎沒人能夠預料杰瑞米·科爾賓能夠在隨后的領導人選舉中獲勝。當時的預測大同小異,都認為一個布萊爾主義者或者如米利班德一樣的過渡者會獲勝,沒人覺得科爾賓會勝選。但是時代思潮在變化。工黨黨員,尤其是以空前規模加入工黨的年輕黨員,他們期待一個全然一新的工黨。由于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派不同程度地信奉新自由主義和超級全球化,導致左派無法成為幻想破滅的工人階級的領導,失去了崛起的機會。這一現象最極端的表現是以托尼·布萊爾為首的英國新工黨和以比爾·克林頓為首的美國民主黨,他們在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先鋒代表,提出了第三條道路。

但正如戴維·馬昆德在《新政治家》雜志中評論道,如果一個社會民主黨派不代表那些貧窮者、弱勢者和失敗者,那么它的意義在哪兒?新工黨拋棄了需要它的人們,那些傳統意義上它所代表的人們。那么那些曾被新工黨拋棄的人們如今拋棄新工黨,這又令人吃驚嗎?布萊爾下臺之后由于癡迷金錢而為別國名聲不佳的總統和獨裁者當顧問,這簡直是新工黨消亡的最佳佐證。

科爾賓的競爭對手,伯翰、顧綺慧以及肯德爾,代表著舊政的延續??茽栙e贏得60%的選票,壓倒性地擊敗了他們。新工黨就此完蛋,就像蒙提·派森(英國一個著名的六人喜劇團體——譯注)的那只鸚鵡一般死得透徹。但是很少有人領會所發生事情的意義?!缎l報》發表的社論對工黨黨員的增加表示歡迎,并呼吁支持顧綺慧,正好澆滅支持者的熱情。而議會工黨則拒絕接受科爾賓當選的結果,并竭盡全力除掉他。

工黨當初化了太長時間來忍受20世紀70年代撒切爾主義的興起與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現在它仍然無法掌握撒切爾模式,最后只好以新工黨的名義擁抱它,才算是上了軌道。工黨與其它政黨一樣必須更新思維。那些反感新工黨的黨員轉而支持從來沒有接受過新工黨政策的科爾賓,而科爾賓在任何方面都是布萊爾的極端反面,渾身上下散發出布萊爾明顯不具備的真實和正派。

科爾賓不屬于新時代,他仍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他沒有受到新工黨遺產的污染,因為他從來就不曾接受過它。但是,他似乎也不理解新時代的性質。危險之處在于,在一個高度不穩定、無法預測的政治環境中,他是深陷其中的泥足巨人,沒有任何形式的安定感。在這種情況下,工黨發覺自己處于危險的分裂和脆弱狀態。

工黨或許正在接受深度治療,但保守黨的狀況也好不到哪兒去。戴維·卡梅倫在脫歐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不負責的誤算,他難辭其咎,不得不在最不光彩的情況下辭職。保守黨無可救藥地分裂了。脫歐之后,它不知道該向何處去。脫歐派描繪了一幅英國擺脫衰落的歐洲市場,擁抱擴張中的世界市場之后的樂觀畫面,但是他們沒有點明他們心目中的世界市場包括哪些國家??雌饋?,新首相有一種不合時代潮流的對中國的敵意,有意抹殺喬治·奧斯本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果英國政府背對中國這個目前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市場而行,它又能轉向何處?

脫歐讓國家處于分裂,蘇格蘭選擇獨立的前景變得真切。保守黨似乎還沒有感覺到,新自由主義時代正在垂死掙扎。

在克利夫蘭,特朗普再次強調“美國優先”     圖源:Joe Raedle/GettyImages

英國發生的事情如此具有戲劇性,但它們仍然無法與美國發生的事情相提并論。特朗普橫空出世,贏得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不但搞懵共和黨,也搞懵了所有空談家。他傳達的信息簡單直白,就是反對全球化。他相信工人階級的利益被大公司犧牲掉了,大公司受到激勵在全球投資,由此剝奪了美國工人的工作崗位。不止如此,他聲稱大規模移民削弱了美國工人的談判地位,拉低了他們的工資水平。

他提議,應當要求美國公司投資本土。他相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結果是將美國工作崗位出口到了墨西哥?;陬愃频睦碛?,他反對TPPTTIP。他也批評中國盜走了美國工作崗位,威脅要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征收45%的關稅。

針對全球化,特朗普提出了他的經濟民族主義:“把美國放在第一位”。他總的來說是在投白人勞工階級之所好。直到特朗普以及伯尼·桑德斯登上美國政治舞臺,美國的白人勞工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被忽視,在政治上無人代表他們。過去的40年中,他們的工資一直在減少。政治人物在這么長的時間內忽視他們的利益,這真是令人震驚。他們越來越多地投票支持共和黨,但是共和黨早就被超級富豪和華爾街把持,后者都是亢奮的全球化支持者,他們的利益一直與白人勞工階級背道而馳。特朗普出現后,勞工階級終于找到代言人:正是他們幫助特朗普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伯尼·桑德斯也狂熱地追捧經濟民族主義主張。他在競爭民主黨內候選人提名時與希拉里·克林頓只存在很小的差距,要不是所謂的700名超級代表,他很可能就贏了。這些超級代表是由民主黨的提名機制選出來的,一邊倒支持希拉里·克林頓。民主黨人雖然依靠貿易工會起家,但也與共和黨一樣一直支持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戰略。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現在發現他們各自黨內都因支持或者反對全球化,出現極度撕裂。這是自里根總統40年前當政,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新進展。

特朗普的另一個民族主義主張“讓美國再次強大”代表了他的外交政策立場。他相信美國追求大國地位浪費了國家資源。他認為美國的同盟體系不公平,美國在其中承擔了大部分的成本,他以日本和韓國以及北約的歐洲成員為主要例子,指責盟友承擔太少太少。他要求重新平衡這些關系,如果做不到,就退出同盟。

他主張,美國作為一個衰落中的國家承受不起維護同盟的財政支出。他指出美國的基礎設施破敗不堪,與其維護世界公義,不如把錢投向國內。特朗普的立場代表了對美國充當世界霸權的重大批判。相對于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和狂熱全球化意識形態,以及戰后以來一直居于“正統”地位的美國外交政策,特朗普的立場是同它們的激進決裂。需要嚴肅對待這些表態,不能因為這些表態來自特朗普而忽視它們。但是特朗普不是左派,他是右翼民粹主義者。他對穆斯林和墨西哥人發動了種族歧視和仇外攻擊。特朗普要討好的是白人勞工階級,這些人覺得自己被大公司欺騙,被拉美裔移民暗害,仇視其認為低人一等的非洲裔美國人。

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可能意味著滑向極權主義,濫權、尋找替罪羊、歧視、種族主義、獨斷專行以及暴力可能成為其特色;美國可能成為一個深度分化,嚴重割裂的社會。他威脅要對中國征收45%的關稅,一旦實施,注定招致中國的報復,迎來一個保護主義時代。

桑德斯輸掉了民主黨內的提名,特朗普很可能重蹈覆轍輸掉總統大選。但是這不意味著反對超級全球化的勢力會放棄自己的觀點,偃旗息鼓。美國社會仍然會就不受限制的移民、TPPTTIP、資本自由流動以及類似議題繼續爭論。在短短12個月的時間內,特朗普和桑德斯改寫了這場大論戰的性質和條件。大約三分之二美國人同意:“我們不應當對國際事務考慮得那么多,而應當更多地關注我們國家的問題?!笨傊?,不平等問題將繼續推動反對超級全球化的力量前進。

(文章編譯自作者Martin Jacques博客中刊出的全文The death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in western politics)

原文來源http://www.martinjacques.com/articles/articles-geopolitics-globalisation/the-death-of-neoliberalism-and-the-crisis-in-western-politics/

 
西西人体大胆瓣开下部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