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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全球化
點擊量:0時間:2020-05-20 11:11:01作者:廖崢嶸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規模流行再度引發人們對經濟全球化前景的疑慮。疫情屬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會在短期內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沖擊,除中國外,多個主要經濟體均出現不同程度停工停產,全球貿易陷入某種程度停滯,會否釀成全面經濟危機目前還難以預言,但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幾成定局,差別只在程度深淺。近年來,全球貿易增速明顯放緩,與經濟增速產生背離,出現所謂“全球化放慢”。一旦世界經濟增速大幅放緩甚至衰退,經濟全球化只會雪上加霜。

 

據一些醫學專家估計,新冠病毒難以徹底撲滅,將與人類共生,此次流行有可能反復,也可能在局部長期化。鑒此,主要經濟體因疫情而采取的部分限制措施,也可能長期化。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美國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四處挑戰多邊體制和自由貿易規則,通過加征關稅、調整稅收、限制投資、加強進出口管制等,不斷增加美國以及全球貿易成本。一旦應對疫情的部分限制措施長期化,全球商品、服務和人員跨境流動的壁壘將進一步上升。這些措施與各國國內民粹相呼應,將進一步助長反全球化逆流。

應對疫情措施不同、效果有異,各國社會政治恐將發生深刻變化,并觸動國際關系變化,大國關系可能進一步重組,國際協調合作機制將經歷重構。與之相適應,國際經貿規則,經貿格局也將發生重大深刻變化。近年來,全球化走向“區域化”成為一種發展趨勢,疫情可能強化“區域化”。同時,美國某些政治勢力努力謀求中美經濟脫鉤,地緣政治競爭正在壓迫各經濟體在中美之間進行選擇。疫情本應成為中美尋求合作的重大機會窗口,但是美國的一些政治勢力沒有放棄脫鉤努力,反而希望借助疫情,加速這種努力。世界會因疫情而更加團結,還是更加分裂?全球化是在曲折中逐步轉型,走出低谷,還是一蹶不振,走向逆全球化?我們又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從長期看,公共衛生,甚至戰爭這類突發事件均不會對全球化的大方向產生影響。一個世紀以來,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四次“全球大流行病”,全球化遇到過許多阻礙,但一直在曲折中發展,不斷迎來一波又一波高潮。全球化的根本動力在于它符合各國發展利益。一項針對40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如果停止跨境貿易,全球最富有的消費者會喪失28%的購買力;但最底層的10%的人口會喪失63%的購買力。另有研究顯示,與世界經濟融合度較深的國家,其經濟效率也較高??傮w而言,無論窮國富國均從參與國際分工中獲得了凈收益,但是這些收益的分配,在國與國之間、國內不同部門和不同階層之間,遠遠沒有實現公平公正。全球化的未來在短期內要看疫情防控發展態勢,但長期看,還是取決于各國在政治上如何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復雜挑戰。

政治互信有助于解決全球化的四個關鍵問題:降低國家安全疑慮,相互降低甚至取消關稅和各種壁壘;支持國際機制的協調,必要時接受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仲裁結果;主動適應全球化分工要求,為國內受損群體提供扶助和保障,換取他們支持全球化;維護基于共同規則的全球經貿秩序,這意味著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方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當前的挑戰在于,由于美國宣布世界進入大國戰略競爭時代,“美國優先”成為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核心原則,上述支持全球化的政治能量正在瓦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沖擊,在全球最需要政治共識的時候,大國深陷地緣政治角力無法自拔,《經濟學人》感慨,“我們所知道的那個全球化正走向終結”。

 

“我們所知道的那個全球化”可以理解為冷戰后形成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各國經濟通過價值鏈加強聯系,它不僅是最終產品和生產要素的跨界流動,而是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全球分工,形成了生產,特別是制造業生產環節的全球布局,意味著生產技術、管理訣竅、產業資本和經濟收益的全球再分配。全球經濟能走到這一步,冷戰結束,全球政治走向某種“趨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正如歷史不會終止于冷戰結束,全球化也不會止步于美國主導下形成的模式。推動全球化的技術變革、發展需求和全球共識仍然存在,雖然支持和保障全球化的政治能量在消退,但是,從兩次大戰之間,以及冷戰時代的經驗看,推動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力量會不斷尋求沖破政治藩籬的機會,曲折向前,并形成新的高潮。

發達經濟體可能出于安全考慮加速產業回流,這將引起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重構。但是,只有主要大國才有條件在國內建立全產業鏈。對于美歐來說,即使結成冷戰時那樣的同盟,打造一個新體系來重建全產業鏈,只要將中國排除在外,其成本就可能高得難以承受。美國已經在高科技領域推出與中國脫鉤政策,努力削減“國家安全”相關產品對中國的進口依賴,積極尋求替代供應。疫情發生后,美國對華脫鉤政策開始向醫療產品領域延伸,正尋求在這一領域替代中國產品。但是,這只是美國政客的一廂情愿??紤]到美國當前的勞動力供應、技術研發和其他生產條件,要在美國恢復較完整的藥品和醫療產品生產線,恐怕需要較長時間,其成本可能高出想象。以口罩為例,醫用口罩巨頭3M公司是美國企業,可是由于人工成本和利潤原因,其生產早已全產遷移海外或者外包,加上原料需要進口,美國醫用口罩的95%需要進口。

 

數字經濟有助于克服限制人員和商品跨境所帶來的影響。據一種寬口徑的統計,預計到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將達45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的50%。數字經濟具有重構全球產業鏈的潛力,而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已經具備一定競爭力。美國舉全政府之力在全球封殺華為5G網絡應用,雖給華為制造了極大困難,但仍未能在英國等核心盟友圈徹底清除華為。這可為未來的中美技術全球競爭提供一個參考視角。數字經濟的另一項功能是使服務業可貿易化。據麥肯錫報告顯示,過去10年里,服務貿易增速比產品貿易快60%。在商品貿易增速日趨勢收縮的形勢下,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日漸增長,服務業的可貿易程度提升,均大大有助于改善貿易增長放緩態勢。有了數字化助力,服務貿易更容易打破地域限制,如遠程醫療等數字化服務可以繞開通關壁壘,實現一種新型的全球化。

全球化需要在發展與安全之間求得平衡,這為歷史經驗所反復證明。反全球化的政治運動,其目的也不是閉關鎖國,而是保護全球化受損者。所以,反全球化的政治阻力呈現較強周期特征。關稅在歷史上是美國兩黨斗爭的產物,經歷過高低起伏,但總趨勢是逐步降低。特朗普任內關稅和壁壘經歷了上升周期,但未來美國的政治形勢可能出現變化,推動關稅下行的力量或者會重新回歸政治主流。特別是,當美國對華科技封鎖最終發展成為自我封鎖,其成本已遠遠大過收益的時候,那么彼時美國可能不得不再度調整全球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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