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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經濟對中美關系的意義
點擊量:0時間:2020-05-20 11:08:08作者:廖崢嶸

中美間日益強大的經貿聯系未能阻止雙邊關系斷崖式下滑,未來中美化解沖突危機,穩定關系,需要超越經貿尋找策略。

圖片來源Reuters

壓艙石效用幾何

經貿壓艙石有作用。1990年代,美國政府和國會經常在人權、臺灣、達賴和涉疆等問題上發難,而每當矛盾激化,中美貿易往來面臨嚴重威脅,從中受益的美國企業會主動站出來,阻止對華政策走向極端。但是,現在這一情況發生變化。企業轉而支持對華采取更強硬政策,不過對關稅手段有所保留。

二戰后,中美關系經歷過三次大轉變。1940年代末期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發生政權更迭。1970年代變化(破冰建交)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希望聯合中國結束越戰并對抗蘇聯。當前,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系失速下滑,尚未見底。

此次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出現了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即中國在快速崛起,而美國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構成威脅,從而產生恐懼。中國快速崛起過程中,中美經貿關系也在迅速發展,但是美國關注的不是經貿利益,而是中國打造并運用日益強大經濟實力的方式和目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認為,經濟實力的增長成為中國產生國際影響力的主要來源、推進外交議程的主要政策工具。最新美國《印太戰略報告》稱,隨著經濟和軍事優勢增長,中國“在近期謀求印太霸權,長期內謀求全球優勢地位”。

貿易和平論者主張,經濟相互依賴會提高國家間產生沖突的成本,有助抑制沖突。愛德華·D·曼斯菲爾德經過對十六世紀以來的大大小小戰爭的詳細統計分析,得出經濟相互依賴程度與戰爭爆發存在負相關關系的結論?,F實主義者則質疑,經濟相互依賴雖然加強國家間聯系,但也增加了關系的脆弱性。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在關鍵性經濟要素上嚴重依賴別國的國家不可避免的會擔心供應被切斷,當一國企圖對資源供應進行政治控制,就不可避免的會引起沖突,更加激烈的安全競爭也就隨之出現。

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實現繁榮的愿望并不是國家行為的主要動機,當政治與經濟產生沖突時,前者將統帥后者。進入全球化高峰時代,地緣政治對國家間關系的影響仍大于地緣經濟。中美關系,本質上仍由力量格局決定的,而不是由快速加深的經貿關系決定。過去四十年來的“壓艙石”作用,很大程度是一種“幻覺”,它掩蓋了權力格局的實際支配性作用。當力量格局發生變化,中美關系必將隨之變化,而一旦雙邊關系的基本性質發生變化,經貿聯系越緊密,矛盾往往會越大,問題反而會越多。換句話說,當中美關系經歷巨變,用互利或者讓利來爭取一份臨時“?;稹眳f議,是可能的,但希望通過互利或者讓利來爭取美國對華戰略產生重大轉變,恐怕于事無補。

能指望全球化嗎

今天的全球化水平與一戰前相比,許多方面實是處于低谷。以跨國金融流量計,一戰前英國高峰期的資本輸出(流量)占其GDP10%。日本是當今第一大資本凈輸出國,但其高峰期的資本輸出只相當于GDP2%3%。以勞動力流動計,今天只有3%的人生活在他們出生的國家之外,而19世紀則是大移民時代,大量人口移民北美、大洋洲和南美等新拓殖地。以貿易計,當今貿易總量很大,但占GDP之比仍低于19世紀。既然一戰前的全球化水平沒能阻止大國走向沖突,今天的全球化恐怕也不能為世界和平和大國合作打保票。

羅伯特·吉爾平認為,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是因政治原因而夭折,兩次世界大戰無情地打斷了這一趨勢。而第二次經濟全球化潮流,也不能不受制于國際政治,不排除逆轉。

全球化需要幾個方面的政治前提。一是各國愿意降低壁壘,放棄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某種保護,開放外國投資。二是有一套國際秩序和經濟治理機制處理貿易沖突,管控經濟金融危機。三是各國愿意保護國內受損人群,換取其支持開放市場。四是大國要保障秩序穩定這一公共產品。進入“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時代,這些條件都在不同程度發生變化。各國保護主義措施近年來大幅增長;國際經濟治理機制功能弱化;西方國家以“內嵌式自由主義”保護國內受損人群的政策走向末路,貧富差距拉大,民粹主義攪亂歐美政局;美國全球控制力影響力削弱,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大幅下降,全球化越來越缺乏政治保障。諸因素中,主導國態度是關鍵,如果美國的霸權地位衰落成為美國的感知,反映到政策上,必然是更多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對國際機制價值的貶低。美國提高關稅和壁壘,長期看會引起其他國家采取類似行動,降低全球開放度。全球化還會存在,但內涵正發生重大變化。數字經濟和貿易快速增長代表了促進全球化的技術和市場力量,但是大國競爭全面加劇,貿易投資壁壘增多,多邊機制遭遇空前危機,雙邊和區域性貿易安排蓬勃興起。因為其中排它性條款增多,全球化正向開放性趨弱的區域化發展,未來或將見證地緣政治主導的貿易集團復興。

單邊開放如何

比較優勢理論充分說明了取消關稅和壁壘的好處,即使一國單方面取消關稅的收益也將大過損失。但是,克魯格曼教授發現,GATT以推進自由貿易為宗旨,但談判方的基本態度有三條:第一,出口越多越好;第二,進口能少則少;第三,增加進口必須換來增加出口。自由貿易思想在二戰后深入人心,但主導各國貿易政策的本質思維仍然是重商主義。為什么?公共選擇理論給出了一種解釋,大國貿易政策是國內利益方博弈的結果,產業資本(傾向于保護主義)的游說效率相對于分散的消費者(傾向于鼓勵進口降低消費價格),其利益訴求更容易得到反映。

圖片來源Reuters

二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就是大國在重商主義指導下博弈的結果。理論上取消關稅是可使各國獲得凈收益,但是由于國家在國際上有地緣政治目標,在國內要面對利益團體的施壓,只能追求次優結果,尋求對等開放的自由貿易。戰后美國帶頭發起貿易談判,推動降低關稅和壁壘,首要目標是打掉英帝國的貿易特惠制,實現對等降低關稅和壁壘,后來對發展中國家實行“特殊和差別待遇”,是為擴大世界市場,帶有交換條件。

中國的國內利益平衡采取了不同方式,政府有較大自由度追求貿易政策的最優效果,不妨大膽嘗試單邊開放。但是從國際上看,全球化遭遇逆風,大國競爭加劇,經貿沖突日益安全化。中國恐怕不得不將包括關稅在內的保護主義措施作為博弈手段。單方面取消關稅和壁壘的動力將越來越弱,有選擇的、有針對性的開放很可能成為未來的貿易政策方向。美國學者研究顯示,由于中美貿易戰,美國被中國降低壁壘的措施排除在外。

兩條半值得考慮的出路

二戰后的國際環境與二戰前相比,有兩大變化值得注意。一是存在核恐怖平衡,這有效制約大國矛盾沖突發展成為熱戰。一種共識是,只有大國間的核恐怖平衡才是二戰后大國間長期和平相處的決定性因素。二是形成了體系化的國際治理機制。二戰前,國際治理機制稀有而脆弱,約束大國行為的能力十分有限。但是戰后國際間合作機制有了質和量的飛躍,大到聯合國等全球性、支柱性機制,小到各領域、不同層級的功能性、技術性機制,政府間的、半官方、準官方的,以及民間的機制蓬勃發展。這些機制對大國行為有相當大牽制作用。國際社會不再是純粹的霍布斯叢林,一定程度上的治理秩序始終存在并在不斷強化。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鑒于歷史上經貿關系的深化無力有效阻止大國關系惡化并走向沖突,防止當前大國競爭走向失控和戰爭的一種選擇,考慮如何發揮核平衡和國際機制的作用。這兩個因素在二戰前沒有過,可能幫助我們突破歷史定律。另外,中國可以嘗試單邊開放,這也是大國很少嘗試過的,鑒于博弈需要,這種開放可以是選擇性的、對準目標的,并視情況而調整范圍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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